欧阳修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原文赏析

2021-08-18 入途文学网 作者:

  修顿首白,秀才足下:

  前日去后,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,反复读之,若《大节赋》、《乐古》、《太古曲》等篇,言尤高而志极大。寻足下之意,岂非闵世病俗,究古明道,欲拔今以复之古,而剪剥齐整凡今之纷淆驳冗者欤。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,甚有志者也。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,舍近取远,务高言而鲜事实,此少过也。

  君子之于学也,务为道,为道必求知古,知古明道,而后履之以身,施之于事,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,以信后世。其道,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;其文章,则六经所载,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其道易知而可法,其言易明而可行。及诞者言之,乃以混蒙虚无为道,洪荒广略为古;其道难法,其言难行。孔子之言道,曰“道不远人”;言《中庸》者,曰“率性之谓道”,又曰“可离非道也”。《春秋》之为书也,以成隐让,而不正之;传者曰:《春秋》信道不信邪,谓隐未能蹈道。齐侯迁卫,书城楚丘,与其仁不与其专封;传者曰:仁不胜道。凡此所谓道者,乃圣人之道也。此履之于身,施之于事,而可得者也,岂如诞者之言者耶。

  尧、禹之书,皆曰“若稽古传说”,曰“事不师古,匪说攸闻”;仲尼曰,“吾好古,敏以求之者”。凡此所谓古者,其事乃君臣上下、礼乐刑法之事,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。此君子之所学也。

 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,孔子曰生周之世,去尧舜远,孰与今去尧舜远也。孔子删书,断自《尧典》,而弗道其前;其所谓学,则曰“祖述尧舜”。如孔子之圣且勤,而弗道其前者,岂不能邪?盖以其渐远而难彰,不可以信后世也。今生于孔子之绝后,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,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。

  唐虞之道为百王首,仲尼之叹曰“荡荡乎”,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。及夫二典,述之炳然,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,其严若天,然则《书》之言岂不高邪!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、平百姓,忧水患,问臣下谁可任,以女妻舜,及祀山川,见诸侯,齐律度,谨权衡,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。孔子之后,惟孟轲最知道,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、畜鸡豚,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。夫二典之文,岂不为文;孟轲之言道,岂不为道?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,盖切于事实而已。

  今之学者,不深本之,乃乐诞者之言,思混沌于古初,以无形为至道者,无有高下远近。使贤者能之,愚者可勉而至,无过不及,而一本乎大中,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。今以谓不足为,而务高远之为胜,以广诞者无用之说,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。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,以及乎中,则庶乎至矣。

  凡仆之所论者,皆陈言浅语,如足下之多闻博学,不宜为足下道之也。然某之所以云者,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,则安敢务为奇言,以自高邪。幸足下少思焉。

  赏析:

  此文载《欧阳修全集·居士外集》卷第十六。

  这篇书信是欧阳修早期的作品,写于明道二年 (1033),当时欧阳修正任西京 (今河南洛阳) 留守推官(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。职掌勘问刑狱等)。张秀才,名棐,家籍河中,进士及第。第一封信写得很短,内容大抵叙述朋友初交、寒暄客套之辞,而这封信则不同,虽然是叙友情的书信,同时也是一篇极好的议论文章。此时的欧阳修初步仕途,才华横溢,踌躇满志,是准备要干一番大事业的,这篇文章正是旗帜鲜明地反映了欧阳修政治报负与文学思想。

  首先,欧阳修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秀才在治学方面存在的问题,即“舍近求远,务高言而鲜事实”。一般说来,读书人大多悯世病俗,立志济世救民的人亦不在少数,但好高鹜远,脱离实际却又是多数读书人的通病。欧阳修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,一方面表明他在治学上完全不同于好高骛远的文人,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为人处事的刚正、无私、坦荡。

  接下来,作者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学思想,笔调委曲婉转,风格从容舒缓。先是谈到“学”与“道”的关系:“君子之于学也,务为道。为道必求知古,知古明道,而后履之以身,施之于事,而又见于文章,而发之以信后世也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道”当然是指传统的儒家思想。欧阳修的这种治学思想是支配他一生从事政治活动,特别是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。在他的许多作品诸如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、《答吴充秀才书》、《与乐秀才第一书》等文章中都谈及这一问题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履之以身”,“施之于事”,“见于文章”,也就是所谓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这三者使人能够死而不朽,永传不废。

  所谓知古,当然不是越古越好,欧阳修批驳了“以混蒙虚无为道,洪荒广略为古”的玄虚荒诞之言,认为“其道难法,其言难行”。他以为知古的目的是为要明道,而所谓古者,不外乎“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”。《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是儒家崇奉的经典,“其严若天”,但所述之事不过于“亲九族,平百姓,忧水患,问臣下谁可任,以女妻舜,及祀山川,见诸侯,齐律度,谨权衡,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”。而孔子之后,惟有孟轲最为明道,但其书中所言大抵不过于“教人树桑麻、畜鸡豚,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”。因而,欧阳修以为论“道”不是谈玄,“道”亦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,道的具体内容正是现实生活中的“百事”。古圣贤之道“易知而可法”,其言“易明而可行”,究其根源,就在于“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近者,盖切于事实而已”。读到这里,我们顿觉豁然。欧阳修所说的“道”之远近不单是指三皇太古为远,殷周而下为近这种时间观念上的远近关系。其更深层的内涵则是阐发孔子“道不远人”的理论,以现实社会的人与事为识别“道”之远近的出发点。而那些自命超凡脱俗的愚腐文人,远离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,不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,崇尚虚无玄妙,自以为已近至“道”,实际上去“道”甚远。

  综上所析,欧阳修之论“道”,其主旨应与汉唐以来的儒学思想一脉相承,另一方面也溶进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哲理。他把“圣人之道”的理论用于社会生活实践,即所谓“施之于事”。欧阳修所处的北宋社会正值多事之秋,他对当时在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,接触到土地兼并和劳役苛重等某些本质问题,他又提出了“务农节用”的农本思想,要求去除积弊,实行“宽简”的封建政治。在其后不久出现的革新派范仲淹和保守派吕夷简的斗争中,他坚决站在进步方面。他的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朋党论》等名作,尖锐地驳斥了保守派的诽谤和污蔑,表现了极强的战斗性。

  另外,在这篇文章中,欧阳修又论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,实际上就是传统的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。他反对内容浮薄空泛的文章,认为“务高远之为胜,以广诞者无用之说,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”。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,欧阳修对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则作了更深一步的阐述: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,“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,皆可悲也”(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)。而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则是最早提及“文”与“道”的问题,因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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